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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开元:文学有时比史学更真实

原创2020-02-22 08:20:17 0 217

李开元,四川成都人,1982年北大历史系毕业,留校协助田余庆先生任教。 198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。 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,主要研究秦汉史。 除《秦崩》《楚亡》外,还著有《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: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》(2000)、《秦谜: 重新发现秦始皇》(2015)等。

在最新修订的《秦崩》代序中,历史学者李开元写道: “感觉,是被历史学遗忘了的一个话题。 ”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有一种印象上的错觉: 秦始皇嬴政和汉高祖刘邦,仿佛是隔世的两代人。 但考究起来却不难发现,他们的年龄实际只差三岁。

这桩小小的发现,使他得到了莫大的乐趣,进而希望培植一种新的历史感,《秦崩》、《楚亡》两部著作,就是他“复活”那段历史的努力。

2015年4月底,现为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的李开元,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做了三场讲座,内容都是源于其最近出版的两本书。 《秦崩: 从秦始皇到刘邦》和《楚亡: 从项羽到韩信》,讲述了秦、楚、汉易代之际的所有重大史实和人物,带有私家著史的风格和强烈的个性。 该书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时,曾引发学界关于如何撰写历史的讨论。 此次由三联书店推出的版本,新增了“贵族后裔陈胜”、“李斯之死”、“秦亡的历史教训”等章节,还增加了便于读者查找文献的注释,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,重绘了戏水之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地图。

李开元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,导师是历史学家田余庆。 后来他又成为日本学者西岛定生的再传弟子。 在其成名作《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》一书中,李开元创造性地提出“军功受益阶层”一说,为汉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
研究秦汉史近三十年的李开元,心中怀有这样的志向: 将已经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,即秦汉帝国的历史,作复活性的叙述。 从司马迁身上,他得到一种启示: 文史哲是可以打通的。 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融通史学、文学和思想的文体,令初读该书的李开元颇为惊诧。 盐野七生的《罗马人的故事》和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同样令他有所感悟。

2005年,李开元将《秦崩》最初的部分章节,发表在网站上,当时的题名是《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》。 从一开始,他就不想写一本“中规中矩”的专著,而是想寻找一种新的形式。

为了撰写这本书,他不断重访当年的名城、战场、重大事件的发生地。 为了“打通文史哲,师法司马迁”,李开元力求用优美动人的文笔,追寻往事感触和踏勘古迹的体验,复活两千年前的那段历史。 为此,他还尝试用推测性的构筑,填补历史的空白。 这种创新能否更接近历史真实? 文学和史学,到底谁更真实?

在李开元看来,“历史学不是科学,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。 ”虽然史料最接近史实,但“在史料的空白处,合理的推测和构筑,应当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。 ”他想告诉读者: “一切历史都是推想。 有时候,文学比史学更真实。 ”

打通文史哲,重新再叙述历史

南都: 你在《秦崩》的代序中写到“感觉,是被历史学遗忘的话题”,并且举例说秦始皇和汉高祖刘邦仿佛是两代人,其实只差三岁。 读者看到这里很自然会有惊奇的感觉,专业学者也是这样的吗?

李开元: 所有的专业学者都会这样觉得,不单是一般的人。 因为我算专业学者,我自己惊奇,一般人更惊奇,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把这两个放到一起? 这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受到书的影响,教育的影响,按照断代史,认为秦就是秦,汉就是汉,秦始皇和汉高祖不同世界的人。 可是当我们做叙事重新排表的时候就不是这样,排一下就是新的关系。 这本来就是一个感觉,历史的感觉一下子觉得完全不一样。

南都: 这本书不能算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专著,其中有很多文学性的描述,那么你也提到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写法。 我想请问你最开始想写成怎样的一本书。

李开元: 到最后我感觉,这个就是我最初所需要达到的目的。 预初就是想这样做,一个综合性的,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打通文史哲,重新再叙事历史。 你刚才提到黄仁宇,他的叙事是断面的,万历十五年,用小说切面把所有东西汇集起来。 我试过,不行,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比较激烈,就需要推进式的,所以最后基本上就采取编年记事,同时按照几个大面,在记事当中又不是很简单的记事,主线还是一个记事本末的形式,但是旁边添了很多旁支,包括实地的部分全部重新考察,做一种新形式的叙事。 后期参考了很多叙事的方式,甚至包括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因为不是学术论文,在观察里面加入很多个人感性的东西都可以。 基本材料上我们要有把握的,因为我们把《史记》研究比较透,文献、文物、实地考察这些基本材料,比司马迁更丰富,体例上我们把它打通了,把零碎散在各个不同的部分集中起来,加了很多问题重新解读。 书中加了很多联想,历史的空白做了填补,这是比较大胆的,有很多推测,甚至加入一些个人的感受。 因为以前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强调科学主义,不能把个人的东西加进去,你必须客观,个人要引申,你看不出你自己,这才是科学。 我看司马迁就不是这样的,《史记》一定要“太史公曰”,而我又最喜欢“太史公曰”———我站出来告诉你,这个地方是我的感受、我的推测。 这样的话就区分清楚了,哪些部分是按照原始的材料,哪一部分是推测。

南都: 你也引用了两三处王世贞的《短长说》,一部假托的作品。 你是怎么选择取舍的? 毕竟这不是真正的史料。

李开元: 因为我们对《史记》掌握得非常透,知道那里有很多故事是不可靠的。 《史记》不仅是一本史书,也是一本文学著作,也是诸子百家之一,这是我们最近新改的。 这些故事是《史记》最精彩的地方,也是《史记》里问题最大的地方。 比如我们讲里面有一个陈平用反间计的故事,完全是很可笑的。 相反王世贞做的,是根据苏东坡的一个判定,把它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。 我把这个加进来,把《史记》的问题给弄掉了。 我告诉你,我觉得这样说反而更可靠,起码的逻辑更可靠。

“第一历史、第二历史、第三历史”

南都: 你在引用的时候也发问,历史的真实是艺术还是科学,是文学还是史料,哪个更接近真实? 书里没有直接给出回答,还想听听你的进一步的解释。

李开元: 我对历史学有个基本的定义,历史学不是科学,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。 我们的科学基础讲的就是史料这一部分。 但是你在表述的时候,编纂史书的时候,一定加了很多意图,甚至一些文学的表现。 你看在书里也提到,实际上在《秦崩》里面我再次提出历史的“第一历史、第二历史、第三历史”。 第一历史,就是真的历史,真实的秦始皇所在的时代,我们称为真的史实。 然后是第二历史,就是留下来一些材料、史料。

南都: 也就是你所说的“3+ N”(史实、史料、史书+ N个延伸)的历史学知识结构?

李开元: 就是那个。 第三才是史书,所以这时候应该澄清: 《史记》严格意义上不是史料,而是史书。 正因为我们思想突破以后,打开了很大的研究领域,把《史记》拆了。 日本学者做得更多。 我们把这些材料拿过来,就和司马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,你用的材料我们都知道,我们新挖出来的你还没用。 我们还有一些2000年以来很多的研究成果,全部把它汇总起来重新再叙述历史,从这个角度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。

南都: 我发现你特别注意实地考察的作用,但因为年代久远,有的现场甚至连遗迹都找不到,这样做会不会时间成本太大了?

李开元: 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看,第一个说战国,主要是找城址,绝大部分还找得到,我们走乌江一趟所有都找到了。 第二个,真正没保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,就像开封。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,你去了开封人们告诉你大相国寺原址就在地面二三米以下。 这个时候一去就知道,我们说有一种精神上的感受。 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种文学的,或者叫想象,或者叫精神的,你会隐隐感到。

南都: 你也说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会注意到,实际上比如箫何追韩信的地方,包括虞姬墓这些其实有很多民间附会的成分,这些会不会对专业研究造成一些干扰?

李开元: 这个又发现另外一种乐趣———民俗学的乐趣,怎么去附会的? 很多很有意思。 我们讲到陈胜故乡商水县,把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完全连起来了。 那里有扶苏墓、蒙恬墓,这就是一个民间的流传。 这不是我们讲的历史的真实,这是民俗学民间故事的自然原理,这些东西都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,丰富了你行走的过程。 你去做这个,也是很大的乐趣,很快乐的事情。

南都: 我还在想,学者如果去了发现什么也没看到,会不会比较失落。

李开元: 很多地方就是什么都没有了,特别是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。 但是我们说只要地点还在,这个历史就还在,文明这个东西就还在。

历史地图对研究帮助太大了

南都: 定地点、画路线在研究中非常重要。 我注意到你在书中用了好几张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图。

李开元: 以前我对历史地理关注不够,现在对历史地理关注很多,而且也做了很多研究。 这是最新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。 历史地图对我们帮助太大了,但是秦这个图基本上是重画的。 你到了实地才知道,基本上汉代所有的城和县,秦都有了,战国时代比这还多,后来反而衰弱了。 你会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,不要以为后来才发达,不见得,有些地区反而统一以后就衰弱了。

南都: 你书里也提到,实际上之前我们国家的历史学者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去田野考古,是不是现在有一个变化,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走出去?

李开元: 如果按照研究制度,不用去,坐在屋里把书里的东西排一下就行了,可是我们要做一个活的历史就必须去,甚至我们研究军事史都必须去了。 这个研究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愿意走。

南都: 我还注意到一点,《史记》里面非常精彩的比如鸿门宴,是从口述得来的,你也有文章专门论述。 在难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,如何判断口述的准确性?

李开元: 《史记》中的这三篇,荆柯刺秦王、鸿门宴、乌江自刎,是最精彩的。 为什么精彩,最初我为了叙事去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,实际上就是一种当事人的口述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研究和叙事里面互相的促进。 但我们说这个口传的时候有夸大,也不能苛求,因为没有更可靠的东西,这样的话你觉得起码传达出真实感。 这个是我们所见到最贴身的说法。 口述肯定有添油加醋,但是起码在我所见到的东西里信用度是最高的。 而且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以后,很多东西可以得到理解。 古代史也不可能像现代史有太多材料。

南都: 问一个跟广州有关的问题: 秦国当时的四路军队,北路军、中路军、京师军,还有南路军。 其他几路你在书中都讲得很清楚,南路军讲得不多。 我们知道南路军过去之后就没回来,后来建立的南越国,对岭南文化影响非常大。 我不知道你在后面的写作计划里,会不会多介绍一些?

李开元: 后面有很重要的南越,这个时候没有参与中原的战事。 这个书我主要是写中原秦楚之际的。 南越本来没国家,是一个部落,拿不出东西,就是因为南部军在那,建了国以后才把整个文明体系建立起来,所以后面留下来就是独立的一个南越国。 我觉得派50万大军南下的说法靠不住,把所有的后勤资源和后来的移民加进去还差不多。 南越国以后到吕后时才有比较多的正式关系,这个都放到后面来做。

本文原刊于《南方都市报》2015-5-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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